在哪里，可以找到最古老的杭州？1977年，当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走进余杭的良渚遗址时，为我们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想，良渚是古杭州……杭州应该是从这里起步的”。
横跨5000年的历史长河，人类代代生息繁衍、不断迁徒，从良渚遗址到小古城遗址，再到余杭古城遗址，我们发现杭州的“城市族谱”始终与余杭休戚相关。这片大地上的文明兴衰更替演化成环环紧扣的生命链条，延续了杭州数千年来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繁盛中心的斑斓记忆。
寻根问源，叩问来处。横跨史前到宋代的三个重要时期考古发现，让我们在余杭遇见了杭州的“成长史”。
桨声欸乃、河网密布、船运繁忙的江南水乡古镇，发达的水上运输成就了自古的富庶与繁华。这些星罗棋布于长三角地区的古镇，水路交通规划其实都源自共同的“先祖”——5000多年前盛极一时的“水城”良渚古城。
可同时容纳两三个竹筏并行的宽敞水道、用“草裹泥包”工艺建造的土台堤坝……相比同时期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以灌溉为主的水利系统，发达的稻作农业、先进的手工业、统一的宗教信仰在余杭地区形成了“人口向心力”，最终诞生一个以稻作农业经济为支撑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国，并建立起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更复杂功能的外围综合水利系统。
这套彰显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大型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的西北方，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等近30条人工坝体以及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蓄水总量约是杭州西湖的4倍。如此庞大且高难度的工程，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先民如何办得到？除了规划连接山体修建堤坝，人们还用芦荻茅草包裹淤泥制作“草裹泥包”交错堆砌来增加坝体抗拉强度，这种类似于现代用麻袋装土抗洪的垒筑方式，展现出古人在坝料选材上的高超智慧。至今，在谷口高坝区由秋坞、石坞遗址形成的水库，仍在发挥蓄水防洪作用。
水坝完工后，良渚古城的建设也随即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面积相当于4个北京故宫的内城，使用石料就达约10万立方米。为了保证基建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供给，先民们开凿出宽敞水道将聚落群周边水系与外围水利系统互联形成一张运力强大的水网，在将大量石材、矿产、竹木以及稻谷粮食等源源不断地运至古城同时，城内的高端手工制品也得以运往城外各地。
“清晰规划出如此庞大且精密的内外水利系统，需要制作沙盘来推演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结构设计等工程技术上的科学性，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周边地形环境、水文特征已经了如指掌。”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表示，这座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曾给许多国内外水利专家留下深刻印象：原来五千年前的“杭州人”，就已经掌握了治水、用水的底层逻辑和方式。
建设和维持良渚古城的正常运作，需要多大疆域和生产力？以占地6.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为例，由于古城遗址分布区内尚未发现明确的稻田遗存，若以古城内居住有两万名贵族和手工业匠人来计算，需要至少3000个类似茅山遗址的村落来保证粮食供应。根据已有考古发现表明，良渚文化分布范围约有3.6万平方公里，基本涵盖了我们现在常说的长三角一体化区域。
“良渚古城作为这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首都，不仅是杭州5000年历史最早的区域中心，更是长三角地区最早实现‘一体化’后的经济文化宗教中心。”马东峰说。
3000多年前的苕溪沿岸，河网密布、土壤肥沃，一派“鱼米之乡”的勃勃生机。在余杭地区，农人之外最忙碌的就数陶艺工匠，他们中技术最高超的一群人，只需专注烧制高端的印纹硬陶、原始瓷器等高档生活品，这项“高精尖”的手工艺还催生出子承父业的家族产业。码头上，船夫正打算将这些商品远销中原，不曾想失手掉落了一只沉入河底，一“睡”就是数千年……
3000年后，当这件鱼篓形状的瓷罐在小古城遗址附近的潘板大溪再次重见天日，人们不禁惊叹于它的完整且精致。敞口、尖唇、鼓腹，胎釉结合牢固……这件高24.8厘米、口径15.1厘米、底径6.5厘米的商代原始瓷器，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小古城考古项目负责人罗汝鹏眼中的“稀世珍宝”。
“它代表了最早的‘china（瓷器）’，把我国制瓷起始点提前了1000多年。夏商之交，余杭地区的制瓷技术迎来大发展，但彼时大件原始瓷器的成品率极低，这个瓷罐可视为原始瓷器中的珍品，特别是还带有鲜明的江南水乡特色。比中原王朝更早掌握1200℃以上的高温烧瓷技术，你能想象出3000多年前生活在余杭的先民有多厉害！”言语间，罗汝鹏透露着自豪：商代的余杭周边，诞生了目前国内已知出现时间最早的规模化原始瓷产区，而生产的精美器物，则成为中原地区高等级诸侯贵族象征财富和身份并用于墓葬的“稀罕物”。
规模化的生产，不仅增强了东南地区各个族群的凝聚力，与中原的文化商贸往来也愈发频繁，用陶瓷精品架起的交融通道促使杭州地区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商代的浙北大地上，族群聚落正如雨后春笋般“百花齐放”，越地古国逐渐成型，而小古城就是当时重要的区域中心之一。
小古城遗址位于良渚古城遗址的西北部，同样是一处城址类遗址，整体面积约35万平方米。早在7000年前，这一地区已有先民居住，直至3000多年前的夏代末期至商代，小古城遗址周边出现了新一轮的“文化大爆炸”。
10公里，是良渚遗址到小古城遗址的直线距离，探索良渚文明与后续文明关联的重要线索就在于此。“从良渚文明结束到越国强盛崛起的两千年间，吴越之地其他文明是如何发展的？围绕余杭小古城遗址周边数量丰富的釉陶、原始瓷器，可以证明夏商时期这里已是杭州区域内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商贸交流繁盛的中心，同时也注释了‘一部陶瓷史 半部在浙江’的历史渊源。”罗汝鹏表示，除了小古城遗址，浙江省内其他区域商代城址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确定。
美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尽管历代的大众审美不尽相同，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如一。北宋靖康年间，汴京城里的姑娘们讲究清丽素净，将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等四季花卉绣于服饰，惊艳于市，称为“一年景”，并传播至全国各地。
时髦的华美纹样，随着发达的漕运来到隋唐大运河起始点余杭，深深渗透进了杭州人的衣食住行。彼时的余杭，水道碧波荡漾、千帆竞渡的繁华盛景已延续了数百年。在位于南苕溪与余杭塘河交界处的余杭古城遗址里，出土的一块采用“一年景”构图的花纹砖，引发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征宇的浓厚兴趣。
“大户人家常把这种装饰用砖砌于内墙面，正面上荷花、梅花、瓜果等江南地区不同时节植物和花卉的高浮雕图案，彰显生活趣味的同时表达了人们对于四时愿景的追求。在北宋时期，作为四季水上运输重要枢纽的余杭依然是杭州区域经济中心，滋养着这片土地的人文精神。”王征宇表示，在余杭古城遗址中还有不少融入了外来文化元素和杭州地域特色的重要文物，时间跨越了东汉初年至北宋的千年间。
商周之后，余杭县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正式设立，地点就在距离良渚古城不远的西南方，成为中国最早的建置县之一。隋皇十一年（591年），杭州城市重心开始从余杭县转向柳浦西（今凤凰山一带），始建行政级别更高的州城，初步奠定了今天杭州主城区的雏形，杭州之名就源于“州治余杭”。直至南宋初年，杭州的区域中心才离开余杭。
2000余年来，余杭县城几乎未变的城址，较完整地继承和保留下东汉至今的古城结构。正因如此，从余杭古城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更能为人们提供串联起古余杭与现代杭州的重要历史参考。
聊起杭州建城史上三个最重要的历史阶段，王征宇比划了一个大写的“C”：“你发现没，从良渚、小古城到余杭古城，人口和文化的迁移呈现一个‘C形’，虽因时因势在转移，但始终都没有离开余杭。”
千百年来，余杭先民们在不断地融合、创造、互鉴中发展前行，塑造出一段波澜壮阔的特殊建城史，为杭州这座城市打开胸襟，注入了敢想敢拼、永不言弃的精神内核，写下杭州人勇于开拓、不断进取走向文明之巅的历史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