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存量提质增效的提出离不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等背景。为此，从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都市圈的作用机制出发，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与省域都市圈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的高速扩散性、超强渗透性和超长持续性，要求都市圈从依赖要素增量扩张的“平面圈层结构”（中心—外围）转向依赖创新驱动、存量提质增效的“立体网络结构”（核心—中心—外围）。“大城小圈”与“小城大圈”是新质生产力下省域都市圈发展的两种主要路径：勇于改革是现代化都市圈与新质生产力良性互动的核心机制；多元共治、多元共投、多元协力是新质生产力和省域都市圈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有力保障。
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形态问题事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而新质生产力与省域都市圈的作用机制恰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一般而言，传统生产力下省域都市圈建设呈现出“大城大圈”的态势，并由此引发了“摊大饼”“城市病”等问题。《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今后要“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要“精心培育创新生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断取得突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这些政策指导和工作指引都要求我们必须研究新质生产力、省域都市圈、城市存量提质增效间的作用机制，使新质生产力与省域都市圈的良性互动成为城市存量提质增效的重要助力。
新质生产力是指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从空间形态以及区域发展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的扩散性、渗透性和持续性三个属性，使其具有扩展都市圈的辐射半径、提高都市圈的创新能级以及增强都市圈的品牌效应等功能。而都市圈的制度约束、文化属性以及路径选择等又影响着新质生产力三个属性的发挥。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主要从生产端、供给侧影响都市圈空间结构，都市圈政策主要从消费端、需求侧影响都市圈空间结构，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从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指向看，新质生产力需要助力城市存量提质增效，都市圈区域也需要依靠存量提质增效来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与传统生产力下依靠大规模增量扩张发展城市以及城市依靠大规模人口集聚发展生产力形成了显著差别。这种差别本质上要求城市的发展模式从靠增量转向靠存量、从靠数量转向靠活力、从靠要素转向靠创新。在这样的转向过程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
从一般意义上看，生产力是倾向于集聚的。但新质生产力基于新形态的技术网络和社会网络具有高速扩散性的特征，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倾向于实现均衡协调发展的目的。因此，“是集聚还是扩散”成为研究空间范畴新质生产力的第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讨论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属性是高速扩散性还是超强渗透性。如果新质生产力的扩散性强于渗透性，那么新质生产力对于“空间的生产”之作用首先是数量性的，要通过量变的积累才能产生质变，进而提升空间的质量，这就要求先扩散后集聚。如果新质生产力的渗透性强于扩散性，要驱动小规模“空间的生产”质变进而带动大规模“空间的生产”以质变，即符合示范性带动的逻辑，就要求先集聚后扩散。当前，我们很多城市和区域并没有在新质生产力的扩散性和渗透性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结果使地方政策导向与本地新质生产力性质不一致，导致新质生产力不能有效地赋能相关区域发展。从实践层面来看，部分城市在人才的高质量和根植性的基础上本应该把新质生产力的渗透性（集聚）放在第一位，可是政策导向上偏偏以四面扩张、多点开花为主，结果反而是既降低了渗透性也降低了扩散性；部分城市在城市文化属性或产业网络属性的基础上本应该把新质生产力的扩散性（扩散）放在第一位，可却偏偏青睐重大设施建设、人才扶持等渗透性政策，结果可能由于量变不到位致使经济社会发展未能实现质的提升。
传统生产力下的都市圈更倾向于以圈层结构进行平面布局，其发展更依赖要素数量而非要素质量，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要素以外的力量来打造要素的网络。而新质生产力下的都市圈则是以城市存量提质增效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因此更需要城市或都市圈以“数量+能力”的立体化格局进行发展，即在一个城市或都市圈中构建起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以传统生产力为基础，以两类生产力互动提升、和谐共生为特征的生产模式。甚至可以预判，在都市圈中的哪个区域出现或集聚了新质生产力，哪里就会成为都市圈的核心。也可以说，新质生产力下的都市圈将从平面架构（中心—外围）升级为立体架构（核心—中心—外围）（如图1所示，图略）。基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都市圈核心区域将决定一个都市圈系统能力的高度，基于传统生产力形成的都市圈中心区域将决定一个都市圈系统能力的密度，而两者的协调程度决定了都市圈外围区域以及辐射区域的宽度。
在前述基础上，新质生产力下的都市圈边界（包括地理边界和能力边界）扩展将呈现出两种路径（如图2所示，图略）：一是单纯依靠新质生产力推进的都市圈边界扩展，这一路径会在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因为缺乏与传统生产力的协调而遇到瓶颈；二是两种生产力协同推进的都市圈边界扩展，前期由于侧重于发展新质生产力，都市圈边界扩展的幅度会大一些，到中后期由于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协调发展，将推动都市圈边界在两种生产力的协调作用下更有效地扩展。图2中（图略）AB、CD两条虚线代表着都市圈边界扩展的可能性，表明只有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力并促进其与传统生产力协调发展，才能推动都市圈边界在平面的地理边界和立体的能力边界上的最大化扩展。但是，在实践中部分地区的政策导向极有可能导致都市圈边界按AB虚线模式扩展，忽略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协同互动，或者在实践中异化两种生产力的协同互动。如果忽视新质生产力下都市圈“核心—中心—外围”的立体架构，那么都市圈也很难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
“集聚还是扩散”这个问题的情况下，都市圈的新质生产力功能是强引领还是促均衡就成了一个亟须研究的问题。同时，我们必须考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密切联系的，研究新质生产力需要从社会主要矛盾切入”这一问题。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都市圈的功能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都市圈的功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新质生产力将通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来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通过‘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来解决不充分发展问题”。在这一条件下，都市圈需要集聚更多人口并为更多人口提供美好生活，新质生产力则需要保障都市圈能够容纳足够多的人口，并尽可能实现平衡和充分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拓展都市圈的边界，还能够通过其渗透性赋予更多人公平发展的机会。那么，都市圈是通过新质生产力来引领发展，还是强化引领发展来集聚新质生产力？如图3所示（图略），集聚质量导向即强化新质生产力引领发展，扩散协调导向即强化引领发展进而孵化以及集聚新质生产力，两者最终都将实现均衡发展。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通过新质生产力引领发展”更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强化引领发展集聚新质生产力”则更强调非市场机制作用。在我国当前的实践中，发达省区属于前一种模式，中西部一些“一城独大”的区域则属于第二种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下，新质生产力和市场机制的有效配合有望强化新质生产力的扩散性，从而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在第二种模式下，非市场机制的嵌入及其影响不利于新质生产力根植性和渗透性的发挥。如果非市场机制介入过多，极有可能造成地方政策失灵、韧性丧失等一系列后果。
上述三个问题的核心可以归纳为“现代化都市圈与新质生产力的匹配问题”，既包括都市圈内的新质生产力循环，也包括新质生产力循环范围内的都市圈路径选择。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城市存量提质增效”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并架构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将国家的都市圈战略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结合起来，使都市圈成为新质生产力最为重要的空间载体，使新质生产力成为都市圈最为坚固的经济‘底座’”，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但是，当前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普遍偏重在“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上，而在对“符合新发展理念”这一约束性要求的理解上相对薄弱。在都市圈这样一个更容易产生和集聚新质生产力的区域，是否“符合新发展理念”实际上已经成为判断新质生产力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准。在都市圈这样的特定区域里讨论新质生产力，关键看这个生产力是否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否统筹兼顾了“创新是第一动力、发挥主导作用”“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结构协调平衡”“绿色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球范围开放融合、互联互通”“实现以人为本、共享包容”等内容。在大多数都市圈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都市圈区域的实践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是过度关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和绿色两个理念，而在协调、开放、共享这三个理念的呈现上不到位。这里的协调既包括区域、产业等层面的协调发展，也包括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协调，还包括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协调、新型生产关系与传统生产关系的协调等；这里的开放既包括产品、服务、资本领域的开放，也包括思维、思想、能力等层面的开放，还包括责任、权利等角度的开放等；这里的共享既包括共享平台、共享制度等方面的推进，也包括自身去共享什么、共享给谁、怎么共享的深层次谋划，还包括接受共享的渠道、源头、机制等方面的设计。如果都市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没有上述方面的考量，那发展的只能是新型生产力或者科技生产力，而不是新质生产力。
“五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特色发展、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精准回应了城市进入存量提质增效阶段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七个着力”（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着力建设高效便捷的智慧城市）全面建构了城市存量提质增效的方向。笔者认为，基于生产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如图1（图略）中新质生产力下的都市圈生产力网络所示，城市存量提质增效包括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改造与赋能、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稀疏区域（如生活区、生态区等）的生活方式改造和生态文明提升等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新质生产力如何与传统生产力互动，并在传统生产力密集区域建构起适宜的、过渡性的生产关系。很多城市（包括一些都市圈核心城市）存在的问题是要着力打造科学城等载体构建新质生产力高地，但是选择的方向、路径和原有的传统生产力属性、特征没有联系，原有的传统生产力密集区域只能自己去找出路、去找新质生产力来赋能发展。这在经济上升周期不会产生问题，但在经济下行态势下就容易造成都市圈中的传统生产力密集区域发展受阻乃至停滞。此时，再回到“城市存量提质增效”这个主题，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传统生产力”的提质增效是都市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都市圈政策、城市更新政策需要考虑的核心，只有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形成了良性向上发展的循环，都市圈才会更具活力与韧性。如果地方政策导向未能强化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联，那么这样的都市圈前景则不容乐观。
现代化都市圈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并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但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又需要构建其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才能推动都市圈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构建一个新的区域性生产力发展框架，以便解决都市圈中的新质生产力源头、路径、实现、反馈以及新质生产力对都市圈建设的模式改造等问题。
首先，要确定五个前提条件。其一，新质生产力是人民之力，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源头是人民群众，而不是人民群众中的某一部分群体，这是由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这一特征所决定的；其二，新质生产力的作用路径是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即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能力提升来带动传统生产力的升级发展和城市存量提质增效；其三，新质生产力的最终实现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整体跃升，并最终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运行规律决定的；其四，新质生产力一定要建立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互动反馈机制，满足传统生产力升级需要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其五，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互动与有效循环，决定着现代化都市圈的空间形态，这是生产力的运动属性以及生产力决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要把握现代化都市圈的五个重要特征。其一，现代化都市圈不是现代化都市区，而是以现代化都市区为中心的、致力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二，现代化都市圈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同时也是统筹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空间的现代化；其三，现代化都市圈是“五个更加注重”“七个着力”全面发挥作用的地区，是依靠城市的现代化全方位带动区域现代化的重点区域，是依靠新质生产力全方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跃升的示范区域；其四，现代化都市圈将打破有关行政性壁垒以及机制性阻碍，致力于形成特色的整体优势以参与全球竞争；其五，现代化都市圈将突出人民性、多样性、包容性等特质，强调安全感、幸福感、体验感的整体提升，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内在活力提升。
要实现现代化都市圈与新质生产力的有效互动，应具备如下四个条件：其一，现代化都市圈要聚集到能够形成新质生产力并使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良性互动的人力资源（也可以说是人口规模），确保新质生产力从策源到应用到再升级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其二，现代化都市圈需要建立适应不同生产要素高速流动、高效组合的软硬件环境，其中包括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确保新质生产力能够具有根植性特征并强化其对都市圈的渗透性；其三，现代化都市圈需要具有自觉改革、内生改革的鼓励性机制，确保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以保障新质生产力作用的持续性；其四，现代化都市圈需要强化开放共享的文化特质，确保都市圈能够不断融合外部新质生产力因素，防止都市圈陷入
“内卷”困境。如图4所示（图略），现代化都市圈实际上是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下，建构一套符合新发展理念、具有区域文化特质的社会生产关系与空间生产关系，依靠勇于改革形成并不断壮大自身的整体竞争力。
图4表明（图略），新质生产力支撑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同时也通过对传统生产力的赋能升级、对区域发展环境的重塑支撑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则需要以勇于改革为重点，统筹打造新理念、有特色、破壁垒、聚人口的都市圈，并通过跨区域、跨业态整合资源以及强化供需关系、强化品牌市场驱动进而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新的能量。在图4（图略）中，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作用和发展环境的重塑是城市存量提质增效的内容；都市圈强调人口聚集和勇于改革则是形成新质生产力源头的重要支撑；突出破除壁垒及四个融合、打造新理念的都市圈等则是着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下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将呈现出三种模式：一是发展成熟的现代化都市圈，进一步突出全面深化改革，促进都市圈整体跃升和全面发展；二是经济实力和市场机制相对较强的现代化都市圈，进一步突出特色发展和人口集聚，以强化环境带动作用为主导（图4的左侧，图略）提升现代化都市圈的能级，产业发展方面主要依靠市场选择和人的活力；三是经济实力和市场机制相对较弱的现代化都市圈，发展重点在于以改革促进跨区域、跨产业的资源整合，以硬实力支撑现代化都市圈的能级提升（图4的右侧，图略），特色发展和人口集聚方面都依赖于产业能级的提升。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征，当前第一种模式的都市圈数量较少，大多数都市圈都属于后面两种模式。从总体上看，在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都市圈的作用机制中，最关键的就是能否将现代化都市圈打造为勇于改革、善于改革、全面改革的都市圈，其他方面则都可以视为勇于改革的方向以及内容。
基于以直辖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发展相对比较成熟且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中心的现实，本文将重点考察省域都市圈在现代化都市圈与新质生产力互动机制中的选择问题。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省域都市圈都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且国家批复的都市圈面积大多为2万平方公里左右，本文以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大小）和中心城市的人均GDP、地均GDP（表明生产力发展水平）指标的分布为基础，对13个以省会为中心的国家级都市圈进行分析。
如图5所示（图略），从13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平均值和人均GDP平均值的散点图分布看，样本城市基本呈现出人口密度越大、人均GDP越高的趋势，这也可以初步证明前面提到的人民群众或者说人口规模是新质生产力源头这一观点，按照线性趋势线估计，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增加100人，地均GDP可以提升0.13万元。以13个城市人口密度平均值和人均GDP平均值为标准可以将13个城市划分为4种类型：南京、武汉、广州属于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双高”型，对外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强；杭州、福州、长沙、济南、合肥属于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人均GDP相对较高型，对外辐射带动要依靠生产力水平；西安、成都、郑州属于人口密度相对较高、人均GDP相对较低型，对外辐射带动要依靠人口规模；沈阳、石家庄属于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双低”型，中心城市对都市圈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较为有限。从当前大多数都市圈面积都在2万平方公里左右看，南京、广州、武汉、郑州、成都等人口密度大城的都市圈面积相对于其可辐射面积较小，而沈阳、石家庄、福州等人口密度小城的都市圈面积相对于其可辐射面积则较大，呈现出“大城小圈”与“小城大圈”并存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前面提到的“新质生产力下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将呈现出三种模式”的后两种模式是契合的，即“大城小圈”靠人口、靠市场，以软实力和强引领为目标，“小城大圈”靠融合、靠改革，以硬实力和强支撑为目标。
如图6所示（图略），随着人口密度的提升，13个省域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地均GDP呈现出显著的上升态势。按照线性趋势线估计，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增加100人，地均GDP可以提升0.16亿元。地均GDP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反映生产力集聚发展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一个区域内融合发展、协同发展的效果。以13个城市人口密度平均值和地均GDP平均值为标准，可将13个城市划分为3种类型：一是广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五个城市呈现人口密度和地均GDP“双高”型特征；二是西安呈现出人口密度较高但地均GDP相对较低的特征；三是其他七个城市呈现出人口密度和地均GDP“双低”型特征。当然，此处数据未考虑到杭州、福州等城市生态区域较多的因素。如剔除掉相关因素的影响，杭州、福州等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地均GDP会显著高于13个城市的平均水平，并与广州、南京等处于同一区域。从具体实践看，广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杭州、福州七个城市经济活跃，集聚了众多高校院所以及人力资源，天眼查数据显示这些城市汇聚了全国省域经济体中19.3%的高新技术企业、17.5%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9%的中国独角兽企业，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壮大的关键区域。同时，这些城市也都有发达的传统产业支撑，如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食品制造等。即便是2025年以来因“六小龙”而火爆的杭州，目前仍有数千亿元产值规模的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从这一点看，中心城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与其他区域的传统生产力形成融合发展，是有利于在新质生产力之下打造现代化都市圈的。
5、图6（图略）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都市圈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系，而这些中心城市作为都市圈的引擎和核心，其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选择必然会因“人”而异、因人口规模而异，这是由人口规模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下，一个城市的发展并不是有科技创新、高端人才等新质生产力的源头因素就可以实现的，更需要工程转化、技术工人、消费场景等配套的人口以及劳动要素才能共同发挥作用，这也证明了前面所提到的“新质生产力是人民之力，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源头是人民群众，而不是人民群众中的某一部分群体”，同时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协同发展也需要相应的劳动人口和消费场景等进行支撑。统筹这些因素，再具体到现实的都市圈中，人口规模就成了决定新质生产力下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首要因素。笔者结合13个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国家级都市圈估算，当前都市圈中心城市凭借传统生产力可以达到400~500万城区人口规模，但对于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都市圈互动下的都市圈中心城市来说，城区人口规模要达到600万人以上才能容纳新质生产力，达到800万人以上才能促进现代化都市圈中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的融合发展。如果中心城市城区人口达不到这一规模，就需要寻找邻近城市的城区人口一起达到这一规模，以支撑起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都市圈区域内的融合共生。这也和前面提到的当下都市圈建设呈现出“大城小圈”与“小城大圈”并存的特征相契合。如图7所示（图略），传统生产力下都市圈人口与范围成正比例提升，进而形成了“摊大饼”“城市病”等问题；新质生产力下都市圈人口与范围在一定标准基础上成反比例关系，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越大的都市圈越追求集约发展，越追求集聚和留住新质生产力，而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越小的都市圈越追求“朋友圈”，以追求新质生产力在“朋友圈”内充分发挥作用并促进都市圈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以上研究基于“城市存量提质增效”这一战略任务，深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与省域都市圈的互动机制，揭示了传统生产力扩张模式（“大城大圈”）向新质生产力驱动模式（“大城小圈”与“小城大圈”）转型的必然性与路径选择。概括起来，本文的结论主要包括五个内容。
一是讨论了新质生产力重塑都市圈空间形态与都市圈发展逻辑。新质生产力的高速扩散性、超强渗透性和超长持续性，要求都市圈从依赖要素增量扩张的
“平面圈层结构”（中心—外围），转向依赖创新驱动、存量提质增效的“立体网络结构”（核心—中心—外围）。新质生产力集聚形成的“核心”区域决定都市圈系统能力高度，与传统生产力融合的“中心”区域决定其密度，两者协调程度决定辐射“宽度”。
二是“大城小圈”与“小城大圈”成为新质生产力下省域都市圈发展的两种主要路径。“大城小圈”路径适用于成熟型都市圈或者以人口密度高、生产力水平较高或潜力大的中心城市引领的都市圈，重在强化新质生产力的深度渗透、赋能升级和空间重构，重在追求创新能级跃升和都市圈“核心”功能的强化，重在提升“能力边界”和内部协同效率。“小城大圈”路径则适用于培育型的都市圈或者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中心城市规模或能级尚不足以独立支撑强大新质生产力策源功能的都市圈，其核心在于通过扩大都市圈地理范围（“朋友圈”），整合区域内（甚至跨区域）的创新资源、产业基础和消费市场，借助新质生产力的高速扩散性，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构建“核心—中心—外围”的立体网络，弥补单个中心城市体量不足，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外部引入、协同培育和在更大范围赋能传统产业、带动均衡发展。
三是勇于改革成为现代化都市圈与新质生产力良性互动的核心机制。无论选择哪种路径，都市圈成功的关键都在于能否通过系统性改革，破除行政壁垒与机制障碍，构建符合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确保都市圈的持续动力和长期活力。
四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与都市圈特质相匹配。“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精准识别本地新质生产力是更侧重“渗透性”（要求先集聚后扩散）还是“扩散性”（要求先扩散后集聚），避免政策导向与生产力属性错配导致发展失效。同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还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与都市圈特质相匹配，补足协调、开放、共享方面的短板。
五是都市圈中传统生产力提质增效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密切关联。新质生产力并非凭空产生或孤立存在，其发展壮大以及对都市圈的赋能，高度依赖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良性互动与融合共生。如果忽视对传统产业密集区域的改造升级，片面追求打造
一是坚持因“人”而异，实施差异化的都市圈发展战略。要切实把握人既是都市圈的基础，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要根据包括人口、人才等要素在内的人的规模，来认识区域性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并确定城市圈的发展战略；要认识到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下的不同路径，把“大城小圈”和“小城大圈”作为新质生产力时代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大城小圈”类都市圈要大力推动中心城市内部存量空间更新、产业转型升级和功能优化，强化创新策源和高端服务功能。重点支持新质生产力对本地传统优势产业渗透赋能，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严格控制“摊大饼”式扩张，优化都市圈内部通勤效率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核心区域的创新浓度和生活品质，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着力破除制约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内部行政壁垒。“小城大圈”类都市圈要积极拓展和做实都市圈范围，建立强有力的跨行政区协调机制，重点布局连接节点城市、促进要素便捷流通的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鼓励圈内不同城市根据禀赋分工协作，利用新质生产力的扩散性赋能区域内传统产业。积极争取外部高端资源导入，并促进其与本地产业基础的融合。
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强化勇于改革的制度供给。在国家层面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确保制度供给有效性的同时，都市圈区域则要与国家战略需要相向而行，通过率先落实国家层面的改革举措强化制度供给，进而确保勇于改革目标的实现。在省域和都市圈层面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圈内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建立统一的要素交易市场或平台，探索更灵活的用地政策以适应新业态需求。建立权责清晰、激励相容的跨行政区协调机构，赋予其在规划统筹、政策协同、重大项目推进、环境共治等方面的实质性权力。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鼓励开放式创新平台建设，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营造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细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指标体系，并纳入都市圈发展规划、政策制定和绩效评估全过程以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评估中，以确保“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偏离“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的正确方向。
三是坚持以“融”促变，突出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要深刻认识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都市圈规划和发展中，既要将传统产业密集区域的更新改造和转型升级置于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同等重要的位置，又要意识到传统产业中也可以培育孵化新质生产力。既要支持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新质生产力工具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又要强化在传统产业中提升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孵化培育有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建立常态化的新质生产力供给方与传统产业需求方的对接机制。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解决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加强既懂前沿科技又熟悉产业实践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要统筹“两力”融合（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两创”融合（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两主体”融合（新生市场主体与原有市场主体深度融合）等，全方位促进新质生产力在城市存量提质增效中发挥作用。
四是坚持以“共”引领，促进都市圈与生产力向新同行。笔者曾指出“新质生产力赋能‘三生’空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依托新质生产力共筑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问题”，都市圈作为“三生”空间的集合体，更需要以共同体理念来加快发展，以破解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共同目标，从不同方面协力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相关问题。为此，要解放思想，充分体现新质生产力是人民之力，现代化都市圈是群众之圈，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根本力量和发展的根本目的，让新质生产力、省域都市圈联手打造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共同体；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把最关键最核心的经济发展或者社会民生问题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省域都市圈建设共同破解的痛点堵点，在解决发展问题中强化群众路线，强化共同理念。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省域都市圈建设，通过多元共治、多元共投、多元协力等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新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和省域都市圈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简介:赵光远，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乡村治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人参产业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长白山“两山”理念研究院副院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与城乡发展。在各类报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多次获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乡村发现转自：《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